“我们的女人、我们的姐妹和女儿”
年12月8日，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审理了一起华人官妇黎王氏涉嫌从四川拐卖未成年少女到租界的妓院做雏妓的案子。案情是原籍广东潮州的黎王氏与家人亲友一行人为了运送在四川任候补经历一职的亡夫黎廷钰的遗体回故里安葬而搭乘英商太古洋行的“鄱阳号”轮船顺长江而下抵达上海，再计划由上海转海运南下粤东。黎王氏随行还带了3名家丁和15个8至14岁的奴婢以及近一百箱之多的行李。黎廷钰父亲黎植生在重庆经商有年，颇有影响力，其叔父黎祝南在重庆主持四川招商渝局的报关行。黎家似有先见之明，知道途经上海不同别处，需要额外的通关文件，于是通过当地招商局向重庆道台（也称川东道台）申请了护照，而且黎祝南还特地安排了招商局的丁昌志号轮船送黎王氏一行人由重庆先到宜昌，再由宜昌换乘“鄱阳号”前往上海。
轮船行至镇江的时候，船上一名水手因为勒索黎王氏不成而登岸向“中国内地会”（ChinaInlandMission）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文怀恩（JohnEliasWilliams,-）告黎王氏拐卖幼女，文怀恩就发电报给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报案。12月6日，“鄱阳号”抵达位于法租界外滩（QuaideFrance）的太古洋行码头（现上海十六铺一带），黎王氏一行人就被早已在那等候的两个租界的巡捕以涉嫌拐带人口逮捕。他们被先押到法租界巡捕房，后者再把他们移交给公共租界巡捕，由其带到位于福州路的公共租界中央捕房（今上海市公安局所在地）收押候审。黎王氏的15个奴婢则被送往由欧美女传教士们年创立的专门救助和改良华人妓女特别是雏妓的“济良所”（DoorofHope）。
图1：太古洋行轮船公司发行的明信片。上面的轮船就是“鄱阳号”，走的是长江沿线。“鄱阳号”原本是美国同孚洋行（OlyphantCo.）的货轮，后来被太古洋行买下改造成客轮，年加入长江航运，吨位也由此前的吨增加到吨。由于吨位过大，无法穿过三峡天险，最远只能到宜昌。所以，黎王氏一行人只能坐小船先由重庆到宜昌，再搭乘“鄱阳号”到上海。明信片左侧显示的是太古轮船公司还经营北自牛庄（今辽宁营口）和安东、南自广州和香港的覆盖整个中国沿海的航线。虽然这张明信片没有标明，但是太古洋行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在汕头设有分点，所以，黎王氏一行人也有可能打算在上海换乘太古洋行的沿海航线南下粤东。
两天后，黎王氏一行人被巡捕房押送至专门审理租界内华人为被告的会审公堂，交予中方谳员关炯和英国副领事德为门（BertieTwyman）一同会审。在被问及她的15个奴婢的来源时，黎王氏称是其应潮州亲友所托在四川购得的，而且她有买卖契约和她与亲友往来书信为证，只是她的这些证物在其被巡捕房扣押的行李里而无法呈堂。黎王氏的供词为她的奴婢们所证实。她们当中年长的几个女孩供述了她们是如何被她们的父母或亲属以不同的价钱卖给了黎王氏。由于晚清新政的法律改革才刚刚开始，旨在翻译引进西方和日本以“人格平等”为基础的新法律尚未成型和生效，“旧的”以家庭和等级差异为基础的《大清律例》又尚未被废除，主审黎王氏一案的关炯因而认定该案无据，“似不能遽指为诱拐”。关炯一开始想直接开释黎王氏，并与陪审（Assessor）德为门商议，但是德为门不同意，因为在此之前巡捕房和他已经商量好控告黎王氏“涉嫌绑架三个女孩和以非法目的购买另外十二个女孩”。黎王氏一行人当天被逮捕收押之后，巡捕房就初步审讯了这些女孩。根据巡捕房录的口供，“其中三人表示她们是被拐的，而后又有三人表示她们是被不认识的男人从她们家里掳走的”。这些口供就构成了巡捕房控告黎王氏的事实基础。但是对中方谳员来说，如果这些奴婢真如黎王氏所说是她购买的而且她确有购买凭证，那么即使这些奴婢当中有的是被拐骗后再卖给她的，而并非她们的父母或亲属直接卖给她的（父母或者直系亲属买卖子女在当时有“天然”的合法性），这也不足以证明她买卖她们的行为为非法。在“买卖人口”仍被视为一种权利甚至特权，还没有从根本上被定为非法之前，只要她的官妇身份允许她买卖人口，那么她不需要对这些女孩的来源是否合法负责。
在德为门和巡捕房看来（以及后见之明会告诉我们的那样），买卖人口的行为本身以及任何环节都是非法的，无论买卖人口交易的发生地和买卖她们的是什么人（包括她们自己），亦即，无论她们是被拐卖的还是被她们的父母和亲属所卖抑或是“自愿”卖身的。即使买卖人口的行为发生地不在公共租界或者法租界，但是由于这些被买卖的女孩大部分都被卖到租界内的妓院，这在租界一方看来就和他们的公共利益有直接的关系。从这个殖民主义色彩浓厚的“任何形式的人口买卖都是非法”的普适主义看来，黎王氏显然已经对自己买卖人口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她的奴婢们在公堂上给出的口供也佐证了她买卖人口的罪行。如果说再找出那些买卖契约对谳员和上海华人社会来说可以证明黎王氏的清白，那么对德为门和巡捕房以及今天早已接受和内化了这一普适主义的中国人来说，无疑只会提供更多证明她非法买卖人口的有力物证。换句话说，今天的中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人格平等和人口买卖本身就是非法的总体化认知并非自明于某种所谓的儒家法律和经济思想传统之中，而是作为一种外来的殖民现代性（colonialmodernity），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晚清通商口岸的世界中。
鉴于双方对于黎王氏买卖人口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无法达成一致，关炯便坚称，根据年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及其他条约如《天津条约》和《烟台条约》（也称《芝罘条约》），外国领事陪审员无权干涉像黎王氏这样发生在租界内纯粹只涉及华人的案件，而且没有上海道台的授权，他不能任由德为门把黎王氏带走。德为门则称其只听命于英国领事而不知有上海道台，而他接到的指令就是要将公堂判决的女犯收押在虹口新建的工部局监狱（俗称西牢或者提篮桥监狱）。关炯回敬称其也不知有英国领事。陪同关炯一起审案的襄员（副主审）金绍城见德为门多番否定关炯的判决气愤不已，就命公堂衙役和“官媒”（女监的看守，通常由年长女性充当）将黎王氏带走收押在公堂后院的女监。德为门也命令在场的巡捕争抢黎王氏，冲突一触即发。但是巡捕明显占据了优势，不但殴伤数名衙役，还撕烂了金绍城的朝服与朝珠。冲突中衙役将大门反锁阻止巡捕，巡捕胁迫关炯开门放行，关宁死不从，最后巡捕强行破门将黎王氏一行人带走。黎王氏被押回到工部局西牢，她的奴婢则被巡捕房和在场的美国浸信会传教士斯图亚特女士（RebeccaCloudStewart）送回“济良所”；斯图亚特女士陪同这些女孩出庭，以确保她们仍判交济良所收留。
由于黎王氏案开庭审理当天会审公堂内聚集了闻讯来报道的上海各大中英文报社的记者，冲突的消息立刻在沪上传开，并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很快传到其他城市如北京、天津、广州、伦敦和美国的主要城市。有趣的是，记者们和观审的群众在冲突爆发时也加入了华洋各自一方参与殴斗。彼时的上海正经历由美国排华法案激发的“抵制美货运动”。这场由上海商务总会（成立于年）在年5月发起，而后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大城市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到了年底已经开始式微。其最终虽然没能改变美国的排华法案和行径，但是其积累起来的民族危机感和挫败感立刻在黎王氏案上找到全面的爆发口，并且让世纪之交兴起的女性主义理论实践，尤其是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广泛深入到中国新兴的城市各社会阶层和团体的集体意识当中；“中国女性”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下与“中国国家”之间建立起相互的隐喻逻辑关系：囚禁“中国女性”即是囚禁“中国”，解放“中国”以及建构一个“中国人的中国”（ChinafortheChinese）必须从殖民主义者手中解放“中国女性”。
用一个署名“公平游戏”（FairPlay）的中国读者（应为男性）发表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官方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上的评论黎王氏一案的文章称：“谳员只是想把这些女被告们留在公堂，而且这么做也是顺应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感受，即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女人，无论她们多有罪，被外国人收押…我们不想巡捕房打着保护的幌子闯进我们的家里，肆意逮捕我们的女人、我们的姐妹和女儿，然后羁押她们；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原则问题，而且只要我们心中还有这个原则，就绝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绝不。”“中国女性”之所以能扮演这样的原则性角色，简言之，又是因为解剖性医学和优生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始引进中国（主要通过来华的传教士和作为新知识翻译与出版传播中心的上海），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开始将女性性别化的身体视为孕育新的民族国家的力量源泉（子宫）。
图2：12月18日暴动中被烧毁的巡捕房。PhotographbyStewartYoung.ImageCourtesyofRobertInglisFearonandHistoricalPhotographsofChina,UniversityofBrist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