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老猪”记事系列之9︰
韩师三载(人生新篇)
年9月14日，我持录取通知书到位于潮州市湘子桥以东的“韩山师范专科学校”(年12月升格为本科院校，改名“韩山师范学院”)报到，成为韩师中文系(当时该校的系还称为“科”，入学不久之后改称“系”)的一名学生。我分在班(“0”是中文系的代称)，学号是36(我和来自潮阳县沙陇区的郑奕生同学坐在第三组的最后一张书桌，他的学号是35)；我们班有50位同学，其中男同学36人，女同学14人；我们的班主任是张仲森老师(老家普宁县)，一个忠厚老实的中年人，说话总是笑眯眯的，很爱护我们这些学生，我们也对他很尊敬。
当时的任课老师主要有:张仲森老师(教《现代汉语[语法部分]》)、张晓汕老师(教《现代汉语[语法部分]》，班班主任)、陈启泉老师(教《文学概论》)、黄挺老师(教《古代文学》)、叶瑞祥老师(教《教育学》)、钟文光老师(教《现代文学史》)、陈向农老师(教《外国文学史》，后来教这门课程的是陈佳扬老师)、丁伟斌老师(教《中共党史》，后来历任揭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揭阳市委常委、普宁市委书记，落马)、赵佩霞老师(教《英语》)，此外还有邢凤梧、陈友德、陈新伟、丁身玮、郑潮鑫、曾昭贤老师，等等。
入学第一个月，我被班主任选任为第3组的组长(我们组和第1组、第2组一样，都是12人；第4组则有14人)；一个月后，又被选为班里的学习委员(“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代收取教材费，每人50元，全班50人共元，第一次经手收这么多钱，心里七上八下的)。当时第一任班委成员有:班长吴仲杰(我平时都是叫他为“仲杰兄”，揭西县棉湖区人----讲潮汕话的，高中毕业后吃上了“养蜂”这碗饭，几乎走遍全国各地----西藏除外，脸部棱角分明、帅气，实际年龄比我还大一点----这是临毕业前他在我们宿舍“卧谈会”上透露的----我之前已有所感觉，老成持重，说话温文尔雅、字斟句酌的，颇有领导风范，毕业后先后在揭西县编办、乡镇、总工会工作)，副班长翁勤(潮州市区人，一个帅气小伙子，学习能力强，在我们班是入学成绩最高的一个----听说超过入围线几十分，有可能是填报志愿失误，后被韩师录取，有点忿忿不平，因为存在年龄和地域上的差异，平时工作上与班长存在不同看法，毕业后后期听说在潮州市经商)，学习委员(我----当时在班里名义上年龄最大的学生，也是唯一最“富有”的学生----入学前是参加工作5年以上的全民所有制职工，领取职工助学金)，生活委员姚宗楷(潮阳县棉城镇人，长得很秀气、笑眯眯的，喜欢开玩笑，人缘好，他的任务主要是负责每月学生生活费用的发放、安排卫生轮值，毕业后后期在当地从事实业)，文娱委员许晓鸿(女，潮州市区人，肤色比较黑，身材苗条，说话比较风趣，组织能力强，教同学们唱歌的劲头很足，在韩师读完第二学年之后，和黄景忠一起被选送到华南师范学院进修本科，毕业后回韩师任教，担任过学院党委宣传部长)，体育委员、班篮球队长余英烈(饶平县黄冈区人，国字脸，身材墩实，活力四射，连续3年都担任这一职务，是我们班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后来在广州市广泓实业公司工作)。第一任班团支部书记是庄永营(揭西县上砂区人----讲客家话的，是一个标准的帅小伙子，刚毕业就考上韩师，比我小7岁，因为年龄和语言上的差异，平时工作上与班长存在不同看法，毕业后在深圳市龙湖区坪山街道工作)。
我住在“u字楼”(韩师中文系男生宿舍，那时韩师中文系的教室和男生宿舍是全校最烂的----比一些中学的还差劲)号宿舍，我们宿舍有8人，分别是:我、吴仲杰、冯汝棠(肇庆高要县人，以“交换生”身份入读韩师[相应的，当时汕头市这边有5名学生交换到肇庆师专就读]，中等个子，肤色偏黑，讲的是夹杂着一点粤语的普通话，毕业后后期在高要县纪委工作)、刘端周(潮安县浮洋区人，中等个子，身材墩实，比较好开玩笑，比我小3岁，毕业后在潮安县彩塘中学工作，现已退休)、黄永基(潮安县龙湖区人，身材比较瘦小，毕业后在潮安县松昌中学工作)、蔡廷波(揭阳县炮台区人，中等个子，比较好开玩笑，毕业后在揭阳县新华中学工作，现为该校副校长)、郑奕生(潮阳县沙陇区人，中等个子，身材墩实，肤色比较黑，毕业后回潮阳沙陇中学工作)、黄景忠(普宁县南溪区人，白白瘦瘦、斯斯文文的，也不时喜欢开点玩笑，在韩师读完第二学年之后，因为成绩优秀，被选送到华南师范学院进修本科，毕业后回韩师任教，担任过学院教务处长，现为韩师主管教学的副院长)。
我们班其他男生同样住在“u字楼”楼下另外3间宿舍(其中有一间住了10人)。班里14个女生分在2个宿舍楼，其中有6个女生与班的女生住在同一个宿舍，关系很好，里面有几个还按出生年月排序，相互“称姐道妹”。
与全班其他同学相比，我有几个特点:1、年龄最大(起码在当时名义上是这样----尽管后来经过老班长的透露，我只是老二)。我的同学好多是高中毕业补习2年后考上韩师(当时高中毕业生要考上大学，基本上都要经过补习，而且补习2年后能够考上，还是很了不起、很幸运的)，属龙的，比我小5岁；还有几个同学是当年毕业就考上韩师的(更加优秀，属于“凤毛麟角”)，还比我小7岁----我和他们事实上存在着“(年)代差”(我是50年代末的，他们是60年代中期的)。2、唯一的工人出身、而且有条件领取“职工助学金”的学生。我们所在的是师范院校，每月向学生发放助学金，班里其他同学领取的是“学生助学金”(每人每月22.5元，扣除每人每月2元的“互助金”----由班委掌握、补助生活困难的学生，实际领取20.5元)。我领取的是“职工助学金”(如果我不是读师范院校，也有条件享受这些助学金的)，第一年每月32元，扣除每月4元的“互助金”(由学校掌握、在我有困难时再拨付)，实际领取28元；到第二年提升到每月36元，实际领取32元。当时我们学校有3个工人出身的学生，还有另外2人因为条件不具备，无法领取“职工助学金”，一个是物理系81级学生、韩师学生会主席吕泽浩(长相粗旷，满脸胡子，说话声音“嗡嗡”的)，有一次我们在食堂吃饭，听他说(他)入学前在集体工厂(不符合“全民所有制职工”这个条件)做了8年工人；另一个是中文系83级2班学生、当时的班长沈启霖(与我同岁，月份稍早，中等身材，处事老到)，他也是国营工人，但是工龄只有3年(未达到“5年以上”这个条件)，所以他们都没有条件领取“职工助学金”。我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学校总务科需要单独为我设立一个科目，也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在学校，我基本上能够解决自己的生活费用，我父亲每2个月都是拿10元给我买生活用品、书籍(当时几角钱可以买一本书，我也买过学校图书馆处理的旧书)。在放寒、暑假时，我比平时又宽裕了一点(一般在放寒假时领取1个月的助学金；放暑假时则可以领取2个月的助学金，而且不用扣除“互助金”----有点“小富即安”的感觉----虽然比在工厂后期差多了)。3、入学成绩中等偏下:我的语文成绩在班里排第2(95分----排在第1的是杨鸿伟，分)；政治(77分)、历史、地理(都是75分)基本上是中等水平，英语(61分)在当时已经算是中等偏上水平(有些在农村中学升上韩师的同学，英语成绩比我这个单纯靠自学的还低，以至于使我对进入韩师之后从最基础的字母、语音重新起步的教法非常厌烦、掉以轻心，第一次阶段测试只考了45分----当然，端正思想之后，第二次测试就得了95分了)，数学(55分)水平偏低，所以总体水平应该是中等偏下，还有比较大的追赶空间。
因为历史上的原因，我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营养不良”:1、文化知识上，我的各科知识是零零星星积累起来的，知识结构不全面。2、我是一个“音乐盲”，唱歌还能跟着哼几首，也能吹口哨，乐器却是每一种都不会，到韩师读书之后，试着学吹笛子(断断续续的，难听死了，实际上对周围的同学是一种摧残)，但因为学习任务重、社会活动多(我作为学生骨干，经常要参加许多校内社会活动，晚上还忙，记得有一个晚上就参加了4个各种各样的会议，晚上10点15分熄灯之后许久才回到宿舍)，学了一段时间后就只能放弃了(后来老同学黄景忠送给我的毕业赠言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希望，时常听到你漂亮的口哨和那断断续续的箫声…”，事实上口哨声还是经常有的----虽然不“漂亮”，但是还算响亮；至于“那断断续续的箫声”则早已不存在，辜负老同学的希望了)。3、我还是一个“体育盲”，我生性不喜动，在中小学阶段就对体育“不感冒”(老师也不作硬性要求，只要你完成“学工”、“学农”任务，按时上交批判文章就可以了)，后来在工厂5年多，经常加班加点，空闲时间还要争分夺秒自学初、高中知识，准备高考，忙的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哪里还有时间去体育锻炼？所以需要技巧性的体育项目我都落在其他同学后面，只有长跑、单杠还可以(我在工厂后期----即年1月至年9月经常需要用斗车载每车重达0斤的胶料，整体耐力、臂力、腹力还不错，所以这些项目还能胜任；我还曾经利用这一点去捉弄同一宿舍的同学:当时时兴用拼音字母来标注自己的课本、作业本[我自己就标注“Q.J.X”]，加上刚好《现代文学》课程上到“阿Q正传”，所以一些男同学平时就叫我“老Q”，我睡在宿舍入门右边的下铺，睡在上铺有比较调皮的同学跟我开玩笑:“老Q，你者甫母[潮汕话，他妈的]!”我不回应，等到上铺的同学静下来做作业时，我趁他们不注意，反手搭上架子床床沿，一下子就翻身到了上铺“修理”他们----毕业后聚会，同一宿舍的同学还提起过这回事，说我“欺负”他们)。这样，体育这门课程我总是只能考个及格，而无法“达标”(2班的沈启霖就很有想法，也很有耐心，央求科任邢建坤老师给他补课，力争“达标”)，体育不“达标”就无法领取奖学金，而奖学金获得者是入党的前提条件之一(这也是我在韩师的表现优秀但是较迟才能入党的原因之一；另外是我的家庭关系较复杂、我入学前经历过2个单位，政审也花了较长时间)。4、书法基本知识“一抹黑”:读小学时，学过一点入门(怎样磨墨、执笔等等)，但是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毕业，都是以“学工、学农、批判资产阶级”为主基调，其他都可以舍弃，所以就没有再学了，导致我的书法知识基本为“0”，以至于在入学第一年学校要举办书法展览时，手忙脚乱，除了发动班里同学提供作品之外，自己只能写了“奋斗”二个字(“占地面积”比较大的繁体字)去应付(因为这也是我真实的写照，如果挂在自己家里作为座右铭还是可以的，放到公共场合就简直贻笑大方)。
在高校是不设各科科代表的，各班学习委员承担了班里与学习有关的所有事务，而我这个“最不像样的”学生(我于-83年这两年，闯过高考“预选考”这道关之后，有机会参加高考前辅导，一共在揭阳一中“混”过7个星期，才知道真正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来担任这个职务，确实如牛负重。大量的校内社会事务占用了我太多的时间(有时边听课，还边在考虑要怎样完成某一项任务----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理解的)，使我在平时根本无法真正的投入学习中，只有到每学期的最后一个月才能全身心地进行复习(对别人来说是单纯的复习，对我来说则还要先补上平时落下的部分知识，然后才进入复习阶段)。这一个月，学校暂时停止了一切校内社会活动，每天早上也不用做操，可用于学习的时间多了。这段时间，对于许多同学来说是很紧张的(特别是那些平时懒散、不注重学习、只想着到学期末等老师“划重点”的同学)，但是对我来说反而是相对轻松的:我不用去考虑繁多的社会事务，时间都可以用来学习，有空去图书馆翻查资料了(近4年艰难困苦的业余自学，使我形成了一种习惯:我头脑中没有“划重点”的概念，每次考试之前，我都要尽力把每本书“读烂了”----这样尽管不可能取得很高的成绩，但是起码也不会一败涂地；碰到不理解的问题，我只能再次查书----这本书查不到的，还有可能“触类旁通”，从另一本书提及相关问题时“悟到”答案；以前我没有“图书馆”这个条件----甚至连教材还只有后期朋友送给我的历史、地理、英语这3科的课本，现在有条件了，尽管平时没时间去，期末这一个月，我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就可以去那里寻求答案，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晚上熄灯(22点15分)后，我就拿起蜡烛去教室“挑灯(烛)战”到3点前(早上7点后起床，吃早餐，8点上课)。经过一个月的苦战，闯过了期末考试关:几门主要科目基本都达到70分以上，但是《中共党史》、《哲学》、《逻辑学》这几门课程只考了60几分(我遇到这几位老师都有点不好意思)，特别是第二学期末，考到班主任张仲森老师教的《现代汉语(语法部分)》(《现代汉语(语音部分)》是班的班主任张晓汕老师教的，我的成绩还不错)时，我“烤(考)糊”了----只有58分(这是我在韩师所有正式考试中唯一不及格的科目)，幸好张老师“网开一面”，我得以免补考(他可能考虑到我担任学习委员，在班务上花费了太多精力，影响了学习；别的班里有人考得比我还低的，就要补考了)。通过这件事，我对自己的不足之处有了更深的认识:尽管我入学时语文的成绩是全班第二，但是我的知识是零敲碎打积累起来的，知识结构残缺不全，我还应该从头开始进行系统的学习，迎头赶上(但是第二年我担任班长，校内社会事务更多了，这个计划只能到第三学年才能实施)。
尽管到韩师读书之后我承担了繁重的校内社会事务，但是我的精神压力还是比在工厂时轻了，我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观。我每天早上5点半之前到接近校门的篮球场跑步(2个篮球场连在一起，围绕2个篮球场的跑道长度是米，围绕1个篮球场的跑道长度是米；有时间我就跑“大圈”10周----0米，时间太紧张的话我就跑“小圈”10周----0米，除了在第二学年因为担任班长，早上需要动员同学起来做操造成时间太紧张，每天早上只能跑0米之外，第一、第三学年我每天早上都是跑0米)，精神压力轻了、营养有保证、每天体育锻炼，我的个子也奇迹般地长高了(在工厂时，我的身高是.5厘米；毕业时，我的身高是.5厘米----在25虚岁之后，3年长高了3厘米，有可能是绝无仅有的特例)。有时星期天没回家(我一般是每两个星期回家一次)，我们宿舍几个人一大早就结伴去爬山(这件事，我在“小人物老猪记事，编外之3[散文]《‘迟到的太阳》”中有详细记述)。每年春节前(第一学期的期末)，我们学校都要举行一届围绕韩山的“迎春环山跑”，活动之前我们宿舍几个喜欢长跑的同学，早上5点出头，会相约去翻过学校与韩文公祠相邻的铁门(高度超过2米)，经过湘子桥，到潮州城进行环城跑(米----比榕城的0米明显长了很多)，一去一回起码要跑米，回来才吃早餐、上课。
每天清晨，校园里飘荡着《韩师校歌》:“韩山之麓湘桥东，我校屹立气势雄。代代文明出人材，年年桃李笑春风。振兴中华，教育责任重。大家努力，为四化先锋。”听着雄壮洪亮的校歌，同学们精神为之一振。晚饭后，我喜欢在大浴室里面边洗澡边唱歌(也有一些同学和我一样有这样的“雅兴”----里面回音效果不错，“演唱者”自我感觉良好)，当时一些高音歌曲，比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敢问路在何方》、《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北国之春》、《牡丹之歌》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在晚上没有校内社会活动安排的时候，我会在晚饭后到潮州城里转一转(如果有什么需要用到的日常用品就顺便买回来)，然后才回宿舍做作业(那时候，我对潮州老城区简直比对榕城老城区还熟悉)，到22点15分熄灯，我们宿舍里的“卧谈会”就开始了，话题天南地北的(从对各科任课老师讲课内容的不同理解，到班里的人际关系，再到各自家乡的风土人情、土特产等等，不一而足)，不亦乐乎，大概延续一个钟头才结束。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我们班基本上每学期都有组织一次短途旅游(当时都是骑自行车出行，由家住潮州市区的同学负责，不够的还向校内老师借，2人共用一辆，我“车技”不过关，有一次还使坐在我后面的H同学摔到地上，幸好没事，虚惊一场)。我们还曾经到附近的军营参观学习，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与战士联欢，合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西沙，我可爱的家乡》等军旅红歌(我还唱了《牡丹之歌》)，气氛热烈，效果良好。我们还举办过班级舞会(实际上是借此名义向校团委申请经费，组织旅游)，我笨手笨脚的(以前从未跳过舞----实际上以后也无“复习”过)，总是无法进入状态，Z同学眉头一皱、灵机一动，不由分说的对我说:“你来做‘姿娘(潮汕话，女人----意思就是让我改跳‘女步，由她来带我，这样可以较快熟悉基本舞步)!”，这样，果然逐渐找到感觉。后来在毕业前留言中我写了一句“何日再共舞？----我还做‘姿娘!----你的‘女舞伴戏题”(该同学起初反应不过来，经提示后恍然大悟，不禁大笑)。
进入第二学年(-85学年度)，老班长吴仲杰到学校学生会任职(生活部部长)，我被选为新一任的班长(虽然我认为自己能力不足，一再推辞，张老师还是极力推举，只能接受)，新一届的班委成员有:班长----我(原来的学习委员)，副班长姚宗楷(原来的生活委员)，学习委员黄景忠、生活委员林天卫(澄海县盐鸿区人，肤色有点黑，性格大大咧咧的，很有组织能力，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过学院保卫处长、韩师陶瓷学院院长等，现已退休)，体育委员余英烈，文娱委员钟璇琳(汕头市区人，身材高挑，性格开朗，有组织能力，毕业后在汕头市第四中学任教)。新一届的班团支部书记是许庆伟(潮安县浮洋区人，中等个子，笑眯眯的，唱歌很好听，毕业后在潮州市华侨中学任教)，我们相互之间的工作都配合得很好(韩师“u字楼”是男生的天地，有时夏天傍晚我们在宿舍附近的水沟旁边冲澡，还边抓紧时间讨论班务)，彼此心情愉快。
第二学年，我们班还换了班主任，张老师改任中文系办公室主任，由新来的陈向农老师(汕头市人，身材瘦削，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17岁高中毕业就考入广西大学，后来到韩师任教，年龄比我还小，有时还叫我“老邱”)担任班主任、《外国文学史》科任老师。
尽管已经进入第二学年，我还是改不了以往的“臭毛病”----坐不住(十年文革，我的中小学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学工”、“学农”中度过，经常蹲在田间地头吃饭，坐在学校听课的时间很少；后来在工厂，大家都是蹲在食堂的凳子上吃早餐；在工厂5年多，我做过的每一个工种都是站着、行走着、奔跑着[-83年在揭阳县鞋厂“出片班”上早班时，要拉每车0斤重的胶料，没有加速跑是拉不动的]，就是没有“坐着”的；工余在家里自学初高中的知识、准备高考，我也很少坐着[完成工厂的任务后已经很累，坐着看书容易打瞌睡]，而是捧着课本，在室内来回踱步，根据书中知识点，自问自答)，我又是坐在第3组最后1张书桌(前面的人看不到)，所以坐差不多10分钟后，我就蹲在凳子上听课了。遇到上陈向农老师的课时，他喜欢边讲课边走到教室后面来，看到我这样，哭笑不得(旁边的郑奕生同学已经习以为常)，说:“老邱啊，你做尼照些(潮汕话，怎么这样)？”我很不好意思，赶紧坐下了。
陈老师家乡很强，总是想调回汕头工作，存在过渡思想，只管一些他认为“非我不可”的事，其他的事我就只能硬着头皮上了(2班的班主任张晓汕老师则是“事必躬亲”，我们都挺羡慕的)，为了做好班务工作，我找过系学生辅导员吴愈中老师(原中文系81级毕业生，我总是叫他“愈中兄”，后来任韩师副院长)、原班主任张老师(系办公室主任)、系主任罗英风教授、学校学生科(我们在学时，学校的行政级别还是正处级，内设机构级别是“科”；年1月潮州市升格为副厅级城市之后，韩师随后才升格，内设机构才改称“处”)黎羡君科长，取得领导的支持，逐渐地打开了局面。
第二学年刚开始，我们就接到任务:每个班都要出节目，参加校庆81周年的文艺晚会，时间紧、任务重，容不得迟疑，我即拉上同宿舍的刘端周同学，创作了一个“大杂烩”式的相声(在我的“小人物老猪记事系列，编外之5:《胡编乱唱[相声]》”中有详细记述)，并登台表演，得了一个“参与奖”(本来就是“重在参与”----免得留下空白，不敢希望得奖)，班里其他同学也参加了大合唱之类的表演(我在校内别的文艺晚会上也参加过大合唱，还表演过诗朗诵----以“歌颂太阳”为题材的，这次不是自己创作，具体名称不记得了)。
我们班的篮球队在余英烈队长的得力领导下，顽强拼搏，屡战屡胜。每逢有他们参加的比赛，我每场必到；在当时中文系6个班班长中，我是唯一的、合格的“啦啦队长”(我笨手笨脚的，其他班的班长都进场参加比赛了，只有我带着班里其他同学为我们班队加油鼓劲----晚饭后在篮球场边敲食盆、呐喊)、舞台上表演相声和诗朗诵的主角。
有班委、团支部的密切配合，我们的班务工作逐渐有起色:副班长姚宗楷乐于出谋献策；生活委员林天卫尽心安排好同学们的生活物资、卫生轮值；在学习委员黄景忠带领下，成立了朗读小组的几个学习兴趣小组，同学们求知上进气氛浓厚；文娱委员钟璇琳也组织了一些文娱活动。这些还得到班团支书许庆伟的大力支持(他不仅学习成绩好，还是一个文娱活跃分子)。在开展班务工作中遇到难题，我虚心向老班长吴仲杰请教，他也能尽其所能给予解答，传授经验，对做好班务工作起到一定的作用。
第二学年，尽管我更忙碌了，但我基本上还是保持第一学年的学习、生活节律，每学期末照样“挑灯(烛)战”到下半夜，“迎春环山跑”之前照样与宿舍里几个好同学去跑潮州环城；平时照样反手翻身上架子床嬉闹，晚上照样参与宿舍“卧谈会”吹牛；但是也有“不过瘾”的地方，就是:早上总是要到班里其他3个男生宿舍(我所在宿舍的同学动作还比较快，班里的女同学也都能准时到操场集中)拉同学们起来做早操(如果缺员太多，学校要通报批评)，花费了一些时间，太紧张(6点要做早操，然后吃早餐、准备上课)，只能绕着1个篮球场跑了10圈，共0米(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运动量是不够的)。
进入第三学年，我们班班委改选，原来的生活委员林天卫当选为新的班长(2班也是这样，3个学年产生了3任班长)，我则改任中文系学生分会生活部部长(副部长是84级一个姓李的男同学)，负责以系名义组织的一切活动的物资供应等事务。
这一学年开始，我们班的黄景忠、许晓鸿同学因为成绩优秀，被选送到华南师范学院进修本科(2班有3名同学被选送)；不幸的是，来自饶平县的詹欣华同学在韩江溺水身亡，令人惋惜。所以，到第三学年我们班在学人数只有47人。
左起:林天卫、吴仲杰、邱建兴
我们班先后3任班长，有2个特点:1、(实际)年龄越来越小，老班长比我大，我又比林天卫大；2、入学前都有点“不务正业”(起码有一段时间是这样----不是“正儿八经”的学生)，老班长是走遍千山万水、四处养蜂的，我是在工厂拉斗车的(在这3人中，我是最“离谱”的----年9月10日，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还在拉斗车；9月14日我成了韩师中文系学生)，林天卫则是在澄海盐鸿制作豆芽的。想起来都挺有趣的。
没有担任班长之后，我还是尽力支持新一届班委的工作，提供一些合理化建议。系里面的工作轻松多了，我也能有比较多的精力投入到各门课程的学习中，逐渐地我的学业总体水平从中等偏下提升到中等偏上。
年寒假，我选择留守校园(任务是守护“u字楼”和中文系教室----我的助学金比其他同学高一点，平时有校内勤工俭学的机会我都让给别的同学，而寒假守校则一般是没有人争取的，所以我就承担下来了。学校每天补助1.5元，寒假期间我可以挣到几十元，春节后实习需要的费用就基本解决了，也可减轻家里的负担----我到韩师读书这几年家里经济已经是比较困难的)，没有回家过年，一边守护校园(在这期间，我认识了一同守护校园、来自普宁县池尾区的黄喜全同学[严格上说应该是“校友”]，他是班----即英语系85级1班的学生，比我低了2个年级，我们到现在还有联系)，一边复习功课，为即将到来的毕业前实习做好充分准备。
年钱东中学实习结束合影。前排左3为陈佳扬老师，其他为实习学校领导和相关老师；第二排右1为实习班班主任；第二排左起:我、郑奕生、陈飞标、陈少海、杨鸿伟、陈少榜；后排左起:黄永基、陈占梅、冯汝棠、吴仲杰、洪明浩、陈章华、陈俊华
年春节后，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第一个月是分组到指定的学校实习，我们分配到的实习学校是饶平县钱东中学。带队老师是系办公室主任、教《外国文学史》的陈佳扬老师，我们的实习小组13个男生(没有女生，是仅有的“纯一色”的实习小组)，当时戏称是“十三棍僧保秦王(李世民)”，吴仲杰任组长，我任副组长(负责生活事务)，组员有黄永基、陈占梅(普宁县马鞍山人)、冯汝棠、洪明浩(潮州市凤塘区人)、陈章华(饶平县联饶区人)、陈俊华(揭阳县地都区人)、郑奕生、陈飞标(潮阳县谷饶区人)、陈少海(普宁县流沙镇人)、杨鸿伟、陈少榜(揭阳县渔湖区人，毕业后到韶关矿区子弟学校工作，调回渔湖，后期失踪)等11人。我的试讲课是初中课文《井冈山的竹子》，效果还不错，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指导老师也评价良好。当时为了活跃文娱生活，我们安排每两个星期就去钱东区公所附近的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我有一次在晚上徒步抄小路去买电影票----大概2公里多，那时没有地图，向附近村民问个大概方向就直奔目的地而去，还险些被没开灯驶过的手扶拖拉机撞到)。实习过程，初次体验到农村中学的生活(物质非常贫乏，用一个字总结:“饿”)，相当于为以后的教师生涯打下一支“预防针”。实习结束，我们与学生们互致祝福，依依惜别；过后钱东中学一些学生来走访，我们也热情接待，其乐融融。
年6月5日晚上，我被韩师文科学生党支部(成员为韩师中文系、英语系学生党员)吸收入党，介绍人2人，一个是中文系学生辅导员陈灿辉老师，另一个是班学生、学校学生会主席沈启霖同学。7月初毕业，毕业前班主任张仲森老师留言:“当一名辛勤的园丁，为培育四化人材作贡献”；原实习小组领队陈佳扬老师留言:“辛勤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丰硕的果实一定属于你”，得益良多。我和班里所有同学、2班的部分同学在对方的《毕业纪念册》互致赠言，中文系84级、85级的一些师弟，英语系85级1班的黄喜全也给我留言祝福，中文系的师弟吴文亮、陈文生还送给我精美的相册，同学、校友情谊令人感动。
韩师班毕业留影。前排全部为学校、中文系领导、科任老师，左起:黄挺老师、吴平河(辅导员)、李锡江(辅导员)、吴愈中(辅导员)、陈佳扬老师、丁身玮老师、黎羡君(校学生科长)、陈启泉(系副主任)、蔡育兴(校党委副书记、校长)、罗英风(系主任)、(系党总支书记)、(老师)、陈友德老师、郑潮鑫老师、陈新伟老师、邢凤梧老师、张仲森老师(班主任)。二排左起:林锦杭(系办公室职员)、黄绿苗、陈璧珊、吴静卿、陈燕珊、李玉莲、黄少珠、彭玉凡、郭文霞、林秀华、李楚君、钟璇琳、郑静娇、陈灿辉(辅导员)。三排左起:林天卫、张定光、陈占梅、黄永基、陈木逢、蔡廷波、陈章华、郑玩鹏、吴进强、洪明浩、苏达强、姚宗楷、邱建兴、刘继生、许庆伟、陈程中。四排左起:陈臣清、吴仲杰、冯汝棠、余英烈、林镇科、杨鸿伟、黄锦清、庄永营、翁勤、陈飞标、张永青、郑奕生、张伟彬、陈俊华、刘端周。(毕业时全班47人，其中男生34人，郑秉文、陈少海、陈少榜未参加合影；女生13人，黄寒曦未参加合影)
当时韩师毕业生的去向，个人有2种选择:回生源地分配(占大部分)、申请“外调”(小部分)。申请“外调”又分为3条途径:1、到广州市郊区或者汕头市的达濠；2、到深圳市的宝安县或者珠海市的斗门县(当时这两个县都还在经济特区之外)；3、到省内的矿区子弟学校任教。走第1条途径需要在省高教局“有人”；走第3条途径则不需要条件，只要本人提出，领导即批准(该类学校人才特别紧缺，巴不得你去)；如果我要申请“外调”的话，只能选择第2条途径(我在韩师连续3年评为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并已成为学生党员，领导对我印象不错)，但是因为我舅舅在外地工作并建立家庭，我父母亲需要尽到照顾我外祖父母、祖母的义务，他们自己的身体又比较差，我弟还在东北工学院读书(年我们同时到高校就读)，所以我父亲在我毕业前夕(年4月15日)向有关领导申请将我调回揭阳县城工作，我也理解、听从家里安排，回揭阳工作。
年7月1日，我在韩师毕业。7月3日上午，以我为领队、林俊生(原揭阳一中学生、韩师物理系83级学生、团总支副书记)为副领队，韩师级揭阳籍毕业生共46人乘坐包车，到揭阳县教育局报到，我的三年韩师岁月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三年韩师岁月，使我得到锻炼，我从一个沉默寡言、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工人，变成高校校园中充满活力的学生骨干，得到同学、老师、领导的充分肯定，并被吸收到党组织中，个人身份也从“全民所有制职工”转变为“国家干部”(到年9月9日还过渡为“国家公务员”)，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感谢自己工人时代的艰难自学!感谢母校韩师!
记成于年1月5日